2015年全年外贸数据已经发布，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出口、进口“双降”的局面，自1981年以来，除次贷危机陡然升至高潮的2009年之外，这是中国外贸第二次出现出口、进口“双降”。中国外贸“双降”发生在全球贸易萎缩之时，因此尚不至于损害中国外贸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地位。按照世贸组织数据，以美元计价的2015年前10个月全球出口降幅超过11%，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再次出现下降，其中美国出口下降6.5%，欧盟下降13.2%，日本下降9.5%，而中国出口同期下降2.5%，因此，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不降反升。再考虑到进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给我们带来的利益，考虑到顺差扩大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持，我们更不必对中国外贸、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

      尽管如此，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双降”对人们的警示仍然不可忽视，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警示，包括中国外贸伙伴区域发展战略，也包括中国国内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外经贸发展战略。

      中国贸易和全球贸易额绝对萎缩，关键在于初级产品行情下行，那些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国家和地位受冲击最大。结果，我们看到了201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下降27.8%（人民币计价），其中对俄出口下降34.4%，自俄进口下降19.1%；对印尼贸易下降13.8%，其中对印尼出口下降11.2%；对巴西贸易下降16.5%，其中对巴西出口下降20.8%；对非洲贸易下降18.3%……由于自2011年起中国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已占外贸总额50%以上，新兴市场贸易下降成为我国外贸下降的主要根源。由于初级产品熊市通常会持续多年，甚至可能长达10-15年之久，我国在当前这个阶段应当加大力度开发经济企稳回升的发达国家市场，以及对初级产品行业依赖度不高的新兴市场，以免事倍功半。

      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多数深陷“资源诅咒”（natural resource curse）的泥潭，某些波斯湾石油输出国当前的富裕和高福利确实令人目眩，但并不能掩盖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出口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败，也不能证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国家当前的富裕和高福利能够长期持续。即便是在有利的市场行情和贸易条件下，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实绩总体而言也不理想，宏观经济稳定性更存在明显的缺陷。在《资源诅咒与资源民粹主义之误》（《学术前沿》2015年9月下）一文中，我考察了1970年代下半叶至2014年间初级产品出口国经济增长实绩，结果表明，无论是在牛市还是熊市，燃料出口国整体经济增长实绩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均显著劣于制成品出口国。长期经济增长实绩较差，意味着长期贸易增长潜力差；再考虑到上述初级产品出口国、特别是燃料出口国盛行的非理性资源民粹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深刻经济社会矛盾，作为全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我们的出口贸易就更需要注意合理配置资源，不宜在低潜力市场投入过多。

      贸易数据也对中国国内资源产地发出了警示。因为2015年我国铁矿砂、煤、成品油、铜等初级产品进口平均价格纷纷下跌，同比跌幅分别为39%、21.8%、38.3%、17.1%，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目前已经下探突破30美元/桶；而我国初级产品资源禀赋不佳，从农、牧、林、渔业资源到矿产资源，我国许多资源的本土供需缺口无法弥补且日益拉大，更有许多初级产品资源数量虽不少，但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如新疆石油开采成本通常高达每桶六七十美元，比目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一倍；或是远离消费市场，运输成本太高。在全球化初级产品市场上，只有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国内这些产业才具备商业开采价值；一旦步入熊市，国内这些初级产业就会在廉价进口资源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如果说拥有资源优势和一批神华这样生产、运输技术和管理先进企业的中国煤炭产业尚且会遭遇进口替代的挑战，前几年煤炭进口一度超过3亿吨，占全世界煤炭国际贸易总量的1/3，其它资源禀赋与国外相比处于明显劣势的初级产品行业和相关产地就更需要重视了。特别是我国油气资源数量、品质、开采成本均居劣势，油价持续低位，必然对国内油气生产造成冲击，进口替代国内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煤炭、新能源产业也难以避免压力，西北省区受到的冲击最为显著。

      面对初级产品熊市和进口资源替代国内生产的局面，国内相关初级产品行业和产地不能指望游说国家实施贸易保护。因为中国并不是沙特、南非那种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产业的国家，而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是初级产品产业，而是下游的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十年牛市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服务业等下游产业的成本，压缩了其利润，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利；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从过高峰值下行，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初级产品行业和相关产地只能寻求增强内功，强力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压缩国内过剩产能，关停并转技术、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小型矿山，提高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推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回收，优化运输格局，取消一些非理性的经济政策，并藉熊市之机将重组触角伸向海外，积极稳妥发展“进口导向型海外直接投资”，亦即投资者以母国为目标销售市场而开展的海外直接投资，通过这种反周期策略低成本取得海外优质资源，让我国国内投资者分享资源进口增长的收益，并通过这类投资带动我国劳动力和资本设备的输出。

      国内资源产地尤其需要重视警惕、防范、取消非理性资源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和主张，不管这些主张是在“社会责任”还是其它名义下提出的。过高的资源税率，额外施加的苛刻的用工制度，强制要求生产企业以市场行情1/3甚至1/4价格向本县市、本地区、本省区供应石油天然气，繁杂的税费，打着“社会责任”之类旗号要求资源开发企业在税费之外为当地承担建设居民住房、建桥等负担，……以上这些是竭泽而渔的资源政策，国内省区不应犯同样的错误。

      贸易数据同样警示中国国内各地区发展外经贸时选择正确的重点开拓市场。国际市场油价跌至高峰时期的1/5且将在低位延续多年，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产业且奉行寄生性社会政策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经济社会受冲击最大，进而损害其对货物、服务进口的有效需求和对外投资能力，中国对阿拉伯出口、工程等都将受到影响，那些背离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而人为将阿拉伯国家定为对外经贸发展重点的地方受影响最大，而且可能付出自我边缘化的长期性代价。

      以宁夏为例。该区人口65%是汉族，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阿拉伯国家基本上没有互补性，对阿贸易区位劣势显著，东亚经济体长期占宁夏外贸的九成左右，中阿贸易九成集中于制造业发达、与阿拉伯国家经济互补性强的东部沿海省市，根据这些条件，将阿拉伯国家定为宁夏对外经贸发展重点，并不理性。

      放弃了规模和增长潜力更大、与本地互补性也更强的东亚市场，而去追逐规模和增长潜力逊色很多，与本地没有互补性的阿拉伯市场，可能会限制了宁夏地区外经贸的发展潜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4年全球GDP构成中，中东北非加上阿富汗、巴基斯坦占7.6%，其中中东北非占6.8%；相比之下，中国一国就占16.6%，整个新兴和发展中亚洲占29.9%，剔除中印两国后仍占6.4%，同在东亚的日本占4.4%。换言之，除中国之外的东亚新兴市场加上日本占世界实际GDP的10.8%，比中东北非高一半以上。

      而且，相比之下，作为宁夏一直以来主要外贸伙伴的东亚，其以往经济增长实绩和宏观经济稳定性记录要好得多，前景也乐观得多。

      将阿拉伯国家定为对外经贸发展重点，还会加剧宁夏对外经贸和经济波动性。因为宁夏产业结构中煤炭等初级产品行业占比较大，与同样高度依赖能源等初级产品行业的阿拉伯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较高。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东亚之所以长期成为宁夏的主要外贸伙伴，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东亚经济体与宁夏经济周期不同步，宁夏与其贸易有助于缓解外贸和经济的波动性。

      更重要的是，作为全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大大高于依赖能源原料输出的阿拉伯国家，因此更有条件让对方与我接轨，掌握经济贸易主导权。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区，应该把握好这一先天优势。

      对上述问题，宁夏本地不乏对此认识清醒之士。在宁夏社科院中阿经贸研究中心《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分析》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单纯把中阿经贸合作作为政治任务来做，应由市场来决定宁夏向哪里开放”，指出“宁夏对阿拉伯国家贸易尤其不具有区位优势”，主张“宁夏必须坚持全方位开放方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能一说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就是向西开放；一说向西开放就是面向阿拉伯国家等地区开放。向西开放是宁夏全方位开放中的特色，我们应该慎言宁夏重点面向哪个地区开放，因为市场经济中客户越多越好。以宁夏所能、尽中阿所需，是发挥宁夏优势、争取政策资源的策略，不能反而作茧自缚。”相关决策亦应该考虑到这些现实，理性应对，及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