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可算是2015中国经济年度热词。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很多人可能对“供给侧”了解并不多，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经济要强调“供给侧”改革呢？我们需要怎样的供给侧改革？
为何中国要搞供给侧改革？
贾康（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
主流经济学存在一个共同失误
“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过去的需求管理理论中，掌握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就认为可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动力问题。金融危机冲击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一些领袖人物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做出预警？这个反思中，首先要看到已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应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新常态”需要新动力机制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亟须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
当前，按照“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
通过供给侧改革释放中国经济潜力
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中经济生活供给侧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形成升级版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当前正出现一系列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不匹配的现象。一方面，在人口流入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而相应的供给却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特大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往往是根据10多年前对现在的“人口规划”来投资的，而实际上的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多年前的预测。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是就业与收入，体现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面对由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亟须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
另一方面，在人口流出地，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新城和工业园建设已经出现过剩，房地产的库存严重，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有大量住房闲置。同样道理，人口流动是出于对就业和收入的追求，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空间，盲目加大投资或者是大量建设住房的结果就是，新增的投资回报低下，不能为相关的地方政府负债提供足够现金流。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人口流出地负债率（地方政府负债与本省GDP之比）更高的现象。类似的前车之鉴是，美国的底特律在失去汽车产业这一发展动力之后，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而留住人口，结果却是人口继续流出，大量投资没有足够回报，出现了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案例值得深思。
我们需要怎样的供给侧改革？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加强供给和需求的“空间匹配”，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空间匹配”。具体来说，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大对于人口流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对应于跨地区迁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应加强中央政府的投资。一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应适应于人口增长趋势，对于人口流入地出现的“城市病”应主要通过供给侧增加投入来进行治理。在基础设施方面，特别要加大对于大城市地铁项目和都市圈内部城际铁路的投资。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要加大对于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和医疗设施投入，并实现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加大对于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应尽快实现基础教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在其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
第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空间配置要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近十余年以来，我国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严重落后于人口流动的趋势，如果这一问题不得以改变，未来，在人口流入地将持续存在高地价房价的现象，而在人口流出地，工业园、新城闲置的现象也将长期存在。为此，应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区以有偿的方式向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地区转入建设用地指标。对于举家迁移进城的农民，应允许其在自愿且得到合理补偿的前提下跨地区转让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应地将其空置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
第三，对于人口流出地政府的考核要更注重人均指标，而非总量指标。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提高主要体现为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而不是GDP和收入的总量指标。因此，如果对于人口流出地采取GDP总量增长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就会出于追求总量经济增长的目标而盲目加大投资，甚至不惜负债发展，同时，设法阻碍人口的流出。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必须分类，人口流出地要更加注重人均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此外，配合人口流出地的考核指标变化，财税体制要有相应的调整。要削减基于生产的税率（如增值税），提高消费税和所得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强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激励。
第四，对于人口流出地的过剩投资，包括新城、工业园和基础设施投资要进行清理，对于这些项目对应的地方政府债务应该予以适当的核销，并对相应地方政府未来的负债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各地政府都应加强对于本地发展经济的地理条件和比较优势的研究，对于部分零散分布且位置偏远的工业园，要认识到其缺乏项目投资的趋势并不是短期现象，如果继续投入，超标建设基础设施和新城只会带来日益严重的投资回报低和负债严重的问题。中央对于人口流出地的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与当地比较优势产业相吻合的基础设施中去。
